一位女子气势汹汹，拒绝佩戴电子手环。

拍桌子打板凳，她不停在入境的地方大吵大闹。

直到夜里十一点，下午两点半就入境香港的女子，抗拒了8个半小时之后，才答应佩戴监控她居家隔离的电子手环。

站在女子对面的李康妮，看到她暴跳如雷唾沫横飞的样子，脑子里想的是：一会要好好把这里消消毒，因为飞沫会传播新冠肺炎。

李康妮像说笑话一样在描述这位女士时，罗伊玲站在一边频频点头，她的奇遇是在隔离中心遇到的一位正在隔离的意大利人，喝自己带的酒到大醉，然后再向义工要酒。

3月18日，特区政府以果断和严厉的措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强制对从海外国家和地区抵港的人士进行检疫。

为应对突然增加的检疫工作量、支援特区政府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工作，香港警务处设立了200多人的警察抗疫专队，由80名现役警察和130名退休警察组成。

李康妮和罗伊玲就是专队中的成员，两人腰背挺拔，这出于她们多年的职业习惯和训练。

——她们是，或曾经是警察。罗伊玲仍然在任，李康妮已经退休。

“2月26日，晴，今天是我第一天上抗疫班，之前有同事千叮万嘱带多一套衣服，下班的时候更换，鞋子要穿防水鞋，最后泡过漂白水才能离开，我觉得有点夸张，自己考虑了一下，这个不能省……”

从来没有写日记习惯的罗伊玲，感觉防疫的义工工作是个大事，写下了防护心得。

罗伊玲和其他后勤警员一起为集中隔离人士送餐、送物资，带他们去看医生，充当他们的“服务员”。

因为有传染风险，每次值班，罗伊玲需要戴上口罩和手套，穿上防护衣，从头包到脚。

第一次被教怎么穿防护衣，全套装备上身，来自香港警察学院的总督察罗伊玲在心里惊呼：啊，居然要这样？

结束工作，脱防护衣需要洗7次手，因为感染风险最高的时刻就是脱防护服的时候。为了保护好家人，罗伊玲会在完成检疫中心工作后，返回警署洗澡更衣，再回家。

当一天义工，需要耗时14个钟头。在繁忙的日常工作中，罗伊玲每周会抽一到两天时间去抗疫专队。

退休警察义工负责在深圳湾口岸、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和香港国际机场协助入境人士佩戴电子手环，以便特区政府追踪定位居家隔离人士。

李康妮需要帮无法用自己的手机分享定位的入境人士，戴上一条类似在医院佩戴的白色手带，在脚踝系上一个火柴盒大小的定位器，再连接好一部智能手机，这才算成功佩戴上电子手环。

这样的操作顺利的需要10分钟，遇上难缠或是不愿佩戴电子手环的人，李康妮需要不厌其烦地解释。

很多老人没有智能手机，有手机的也只会接打电话，所以要耐心教他们如何佩戴和使用智能手环。电子手环是防水的，虽然戴着不习惯，但还是得提醒他们“必须24小时全天佩戴，睡觉和洗澡都不能摘。”

按照规定，居家隔离者下楼买菜或是出门扔垃圾都不可以，“待在家里才能让你的街坊邻居安心啦”。

一个月来说了太多的话，让原本气管敏感的李康妮嗓音更加沙哑，得靠润喉片和多喝水来缓解不适。

这个活是她们自己自愿做的，没有人付她们费用。

要求却不少。警察抗疫专队对义工提出“四不”和“一心”：不怕早、不怕晚、不怕远、不怕接触。一心，就是服务香港市民的心。

香港警察义工队向来十分踊跃，已有超过30支队伍，经常参与义工活动的人员有数千名，近年来，平均每年为社会服务逾十万小时。“非典”期间，封锁被感染的淘大花园时，警方就要在防疫人员到达现场前封锁出入口。如果发现受感染人士不配合隔离，警方和卫生署人士会一起押解相关人员去医院。

——在处理防疫工作时，香港警察必须站在最前方。

在罗伊玲和李康妮这样的警察义工参与工作时，她们的同行香港警察已派人驻守口岸，协助执行检疫令。此外，警方还承担起突击检查在家受检疫人士的工作，如有人违反检疫令或拒绝听从指示，威胁社区健康，警方也会不客气地介入执法。

罗伊玲在3月8日的日记中，记录了一位接受强制检疫者。

一位高大的叔叔与罗伊玲聊天，夸她们服务很到位。

他说：“我60岁身强力健，你们民安队还收不收人？”那一瞬间，罗伊玲反应不过来，回答说“我是警察……”

他愣了一下，问道：“警察为什么要做这些工作？”

身着防护服的罗伊玲说：“有需要就做啦。”

大叔挤出一句“辛苦”，匆匆结束谈话。

罗伊玲耿耿于怀的是，本来聊得好好的大叔，为什么听到她是警察，一转身就离开

其实罗伊玲明白大叔为什么有这样的反应。持续半年以上的修例风波中，香港警察承担起止暴制乱的重任，因此遭受诬蔑、诽谤、起底和暴力攻击。虽然很多香港市民是撑警的，但仍有不少人对警察心怀芥蒂。

但她也相信，有朝一日，更多人能够理解香港警察的心。至少大叔看到了近在咫尺的香港警察是什么样的。

　　写下大叔的事，罗伊玲在日记中写下一句电影对白：“有一口气，点一盏灯，有灯就有人，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她对自己说：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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