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4月6日，李四光从香港回到广州，继而先到上海（4月9日）、后到南京（4月13日），5月6日清晨到达北京。5月7日，周恩来总理前来看望，畅谈了近3个小时，周恩来总理希望李四光在中国科学院方面除了协助郭沫若做好自然科学方面的工作外，还要把组织全国地质工作者为国家建设服务的主要责任担负起来。 李四光接受组织全国地质工作的任务，5月中旬，向全国地质界人士发出信件约300封，征询组织全国地质工作的意见。8月，李四光先生陆续收到了征求意见的回信，共有295人回信发表了意见，经李四光考虑，并且同有关方面联系，最后提出全国地质机构设立“一会（中国地质计划调配委员会）、二所（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一局（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矿产地质勘探局）”的意见。 1950年8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四十七次会议通过了全国地质机构设立意见，只是在通过时将“中国地质计划调配委员会”改为“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周恩来总理签署批准任命李四光为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尹赞勋、谢家荣为副主任委员，田奇、佟城、李春昱等18人为委员的任命书。同日，周恩来总理签发了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副所长（程裕淇、张文佑）任命通知书，表明“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已经获得政务院批准组建了。 图为1950年8月25日，张文佑先生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副所长的通知书 “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虽然在1950年8月25日获批，但真正完成组建、正式开始运转却是1951年5月7日。在1950年年底之前，中央地质调查所仍然处于军管状态、在原来的行政班子（所长：李春昱，副所长：周赞衡）领导下维持运转。 1950年12月1日，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四光通知南京地质调查所：“我会奉令接管你所，兹派定侯德封李春昱喻德渊三同志为接管委员成立接管小组，以侯德封同志为组长。”1951年1月3日，中央地质调查所召开全所同仁大会，由尹赞勋副主委宣告中央地质调查所正式被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接管。 1951年2月，三大地质机构的代表在南京召开地质工作者座谈会，讨论机构改组的问题。经过讨论，2月16日，与会者拟定了一份《致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倡议书》，有70人在上面签名，主张“各中央地质机构在地委会统一领导下，应从速成立局所，所有地质工作人员，具有双重资格，室内工作由所领导，野外工作由局领导，但室内工作与野外工作，应在地委会同一领导系统下求得工作步调上的一致，因此地委会应加强对局与所的统一领导，以免分歧”。 1951年3月14日，中国科学院通知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刊发圆形橡皮图章一颗。1951年4月29日，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正式通知地质研究所：“我会图书馆及陈列馆定于五月七日与矿产地质勘探局、地质研究所及古生物研究所同时成立。” 1951年5月7日，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和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矿产地质勘探局在南京举行了正式成立大会。 图为1951年5月7日，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和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矿产地质勘探局在南京举行成立大会、1951年5月7日，侯德封在成立大会上讲话 根据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保存的档案，沈其韩先生从重庆大学地质系毕业后于1946年5月来到中央地质调查所，在程裕淇先生任主任的矿物岩石研究室工作。1950年，沈其韩先生参加由李春昱所长任总队长的东北地质矿产调查队，工作区域是鞍山本溪一带铁矿区，分为弓长岭队、小房身队、樱桃园队等，来自中央地质调查所人员除了李春昱、程裕淇之外，还有沈其韩、李毓英、赵贵三、潘廓祥、王朝钧、翁礼巽等人。 1951年5月7日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正式成立后，地质人员参加了多个地质调查队，调查了东北、西北、中南、华北、华东各地区关于煤、铁、有色金属的矿藏，勘查了铁路、水库、厂址等的工程地质。地质研究所档案记载：7月14日，南满地质调查队太子河、本溪、庙儿沟等地第一期工作结束，程裕祺、沈其韩、沈永和、翁礼巽、李毓英、潘钟祥、赵贵三返所。他们在本溪西北榆树沟至北大山发现新铁矿三层，最厚达15公尺左右，延长约两公里，虽属贫矿，但仍可为本溪铁矿之另一后备矿藏。10月30日，南满通远堡有色金属队沈其韩，辽东铁矿队赵贵三、李毓英、潘廓祥自东北返所。 1952年4月26日，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向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书面报告工作：为组织湖北大冶铁矿探勘，黄懿已于本月21日赴黄石，程裕祺（备注：1950.8.25-1952.12期间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副所长）率领沈其韩及钻探人员和矿专毕业生拟29日前往；程裕祺、沈其韩51年工作等除水库报告已写好，铁矿报告未编写，拟夏季进行。 图为1952年4月26日，中科院地质所给地委会的书面报告，谈及程裕淇率沈其韩等人拟于4月29日前往湖北黄石进行大冶铁矿探勘 1952年9月地质部成立后，湖北大冶铁矿探勘队成为其直属的429地质勘探队，沈其韩先生也随之成为该队的工作人员。1953年1月起，沈其韩先生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工资停发。也就是从那时起，沈其韩先生调离出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开始了他在地矿系统的工作与研究生涯。 图为1953年中科院地质所统计调往其他机关工作的研究人员名单（沈其韩先生名字在左上角第4个，名单中还包括后来当选中科院院士的程裕淇、贾福海、关士聪、高振西、陈梦熊、宋叔和、谷德振等人） 因此，沈其韩先生是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建所元老。即使调离后，沈其韩先生也一直关注和支持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建设与发展。 1999年，原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与原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整合而成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为了梳理研究所的历史，2019年10月31日，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吴福元院士与笔者前去拜访沈先生。沈先生虽然谦虚地说他不是中科院地质所的“建所元老”，但他是“一份子之一”；虽然他在中科院地质所待的时间不长，但“（我们）原来是一家人”。 图为2019年10月31日，沈其韩先生（中）与吴福元所长（右）、刘强（左）合影 目前一些介绍沈其韩先生教育和科研经历的文章中，存在一些失误（比如1949年中科院地质所尚未成立，沈先生应该是1946-1950年在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1951-1952年在中科院地质所工作） 作为中科院地质所建所的见证人，沈先生百岁寿辰不仅是他的喜事，也是中科院地质地球所，甚至是地学界的幸事。通过沈先生在1949年11月份的一个签名，我们还可以回顾那段历史。作为一个晚辈后学，笔者在此衷心祝愿老人家： 寿比南山！ 福如东海！

经过开会讨论，中央地质调查所于1949年11月12日形成了一份意见书——《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人员对本所隶属问题的意见书》，有80位工作人员在原始讨论稿上签名（根据1949年11月15日编制的《中央地质调查所在职人员调查表》可以看出，当时全所职员（不含工友）一共只有82人，除了所长李春昱和土壤研究室的技佐刘铮没有亲笔签名外，其余全所职员都有签名），其中包括沈其韩先生。 图为《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人员对本所隶属问题的意见书》原始稿件、《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人员对本所隶属问题的意见书》原始稿签名人员（沈其韩先生的名字在第一页左下角左三） 该意见书表达的意愿是：“我们全体只有一个意见，认为应当归入科学院”。经过誊抄后的意见书人员名单与原始签名件相比，所列的工作人员名单中有土壤研究室的技佐刘铮，但原始签名件上有的詹作武和姚瑞开名字却不在其中，因此是一个79人的名单。 图为1949年11月12日，《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人员对本所隶属问题的意见书》誊抄版、《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人员对本所隶属问题的意见书》誊抄版人员名单（沈其韩先生的名字在第一页左下角左2） 该意见书由所长李春昱先生于11月14日签发，以信函形式一式两份呈送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严济慈主任，其中一份留中国科学院参考，另一份希望由中国科学院转呈政务院。对于此函，11月17日，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回函确认收悉。 图为1949年11月17日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回函确认收悉意见书 当时已经明朗，中国科学院将接管中央研究院，原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李四光于1928年创立）将成为中国科学院所属的地质类研究所。因此，致中国科学院办公厅的函件发出后，中央地质调查所内有部分工作人员（20位）给李春昱所长建议，因为担心“科学院有避免犯争取接收本所之嫌而不便将意见书转呈政务院，且为符合前次科学院方面致陶孟和信中之本意”，所以希望他能再直接给周恩来总理呈送一份意见书，以便将中央地质调查所的意见迅速上达。11月14日晚，李春昱所长在此建议书上签署“送请各出席所务会议诸先生签具意见后办理”，共有11位人员在上面签名赞成。 图为1949年11月14日，中央地质调查所职工提请李春昱所长直接给政务院周恩来总理呈报意见书的建议 11月15日，李春昱所长向周恩来总理发函：“对于本所隶属问题，有一个意见，兹谨缮具意见书一份奉上”。 图为1949年11月15日，李春昱所长起草给周恩来总理的函 11月16日17时35分，李春昱所长又签发两份电报：一是致政务院周恩来总理，其内容是“我们希望在科学院领导下工作，意见书已另呈”；二是致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其内容是“我们希望在科学院领导下工作，意见书已呈办公厅”。两份电报的落款均为“地质调查所全体工作人员（铣）”。 图为1949年11月16日，李春昱所长签发两份电报给政务院周恩来总理和中科院郭沫若院长 11月19日，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给中央地质调查所回函，表示“十六日来电已悉。关于中央地质调查所，由政务院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华东区工作团统筹办理，将来应如何发展候接收工作完毕后再作决定。你们的意见书已转达政务院及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11月24日，中央地质调查所收到复函。 图为1949年11月19日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给中央地质调查所回函收悉来电 考虑到当时我国三大中央级地质机构及队伍的实际状况（三大中央级地质机构包括：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中国科学院对于中央地质调查所等地质机构的接管问题极为慎重。1949年12月30日，竺可桢副院长与时任中科院研究计划局副局长钱三强等拟定研究所初步调整计划时，曾商量“地质部俟仲揆回国后再说”。 1950年4月6日，李四光从香港回到广州，继而先到上海（4月9日）、后到南京（4月13日），5月6日清晨到达北京。5月7日，周恩来总理前来看望，畅谈了近3个小时，周恩来总理希望李四光在中国科学院方面除了协助郭沫若做好自然科学方面的工作外，还要把组织全国地质工作者为国家建设服务的主要责任担负起来。

5月初，南京市军管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军事代表浦继五曾经到过中央地质调查所宣布接管。5月9日，中央地质调查所召开解放后的第一次所务会议，讨论各室馆移交清册、编制等问题。 但是不久，中央地质调查所改为由南京市军管会文化教育委员会接管。5月20日，南京市军管会文化教育委员会通知，派关超、赫世耀两位担任军事代表的联络员。 5月27日上午，军管会文教部正式派军事代表赵卓来所召集全所职工讲话，反复说明接管的意义。随后，全体同仁立即进行了接点工作负责人的选举。5月28日上午，在全所职工大会上，联络员关超宣布了接管工作小组人选为尹赞勋、秦馨菱、姜达权、关士聪、顾知微、曾昭顺、田登恒（工友代表）7人，外加文教委派来的联络员2人（关超、赫世耀），一共9人组成军管会接管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组。 接管工作组正式成立后，立即准备清点工作。7月8日，所有物资清点完毕后进行了移交。清点工作结束后，于7月9日选举成立了管理工作组，其功能是“对行政是处于监督地位而不是代替”。 7月2日，南京市军管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大专教育部通知，另派潘廓祥为驻中央地质调查所军事代表的联络员，原来的联络员关超和赫世耀另有任用调回本部。9月15日，中央地质调查所收到通知，原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大专教育处奉命改组为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高等教育处，徐羽平为高教处处长。南京市军管会派驻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军事代表从9月中旬开始变更为徐平羽。 1949年春，中央决定筹备建立科学院。1949年7月13日，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简称科代会）筹备会议上讲话时宣布：“不久的将来必须成立为人民所有的科学院”，他号召全国科学工作者参加科学院的筹划工作。 1949年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在第十八条中明确在政务院下面设立“科学院”，行使管理全国科学研究事业的政府行政职能。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讨论通过了政务院及其所属各委员会，各部、院、署、行的负责人。会议任命郭沫若为科学院院长，陈伯达、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为副院长。 1949年10月23日下午三时在北京饭店召开了“科学院准备接管原有各科学研究机关座谈会”，会议由竺可桢副院长主持。此次座谈会明确“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已决定为科学院接管外，凡是以往私人的研究机关暂缓接管”，会议纪要的第二条是“静生生物调查所、中国地理研究所、中央地质调查所等以本院准备接管为原则”。 图为1949年10月23日“科学院准备接管原有各科学研究机关座谈会”会议纪要 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并着手接管原中央研究院、原北平研究院及下属和相关的研究机构。但关于中央地质调查所的隶属问题，一直未有定论。 1949年10月26日中央地质调查所召开座谈会，叶连俊先生提议：“推几位老前辈草拟本所的意见并包括本所的历史和性质，将来中央来人调查时，也送他一份”。此建议得到大家的认可，经推举，尹赞勋、侯德封、杨钟健、李春昱、王钰等5人组成起草委员会，尹赞勋为召集人，负责起草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历史、工作性质等方面的意见书。 10月28日下午，中央地质调查所召开了“关于本所隶属问题”的专题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中，王钰和杨钟健先生首先向大家报告了27日晚起草委员会的意见：一是本所不能分割；二是本所是全国性的机构，对此大家都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对于第三个问题，即隶属问题，李春昱所长请大家发表意见“属于中央哪一机构最好”。王钰、李善邦、穆恩之、程裕淇、马溶之、李星学、尹赞勋、杨钟健等先后发言，其中李善邦先生分析隶属关系大约有两种可能：一是属科学院，二是属财经会，他认为即使要做实际工作，也需要进行研究，因此“还是属科学院好”；程裕淇先生认为 “（中央人民政府）各部中没有一部恰好我们隶属的”，“科学院也不是清高的机关了，本所进入研究院也不是关上门来研究，所以很适合”。综合大家的意见，一致认为应该隶属“科学院”。 10月29日，中央地质调查所针对当时的一些问题，提出了《中央地质调查所全体工作人员对目前问题的意见书》，主要内容有5个方面：（1）本所应当是全国性的中央机构；（2）完整的保有本所目前不可分割的机构性；（3）本所应隶属在政务院中的科学院；（4）我们极愿接受中央政府和华东局指派的有关工作；（5）我们赞成最近办一个短期地质探矿专修学校但应明定训练的目标和计划。 1949年10月29日，《中央地质调查所全体工作人员对目前问题的意见书》截图 10月31日，所务会议记录显示其中一项议题是“有关本所将来隶属问题，趁竺可桢、陶孟和二位副院长来京，是否将本所前次开会所拟意见书分送给他们一份”，议决意见是“将前意见书加以修改后分送竺陶二位副院长各一份，请其参考，并着人趋谒说明意见书情形”。11月3日，李春昱所长和李善邦先生去拜见了竺可桢副院长，《竺可桢日记》记载：“谈及地质调查所隶属问题。所中同人均一致主张归科学院。余告以科学院必甚欢迎，但研究所与调查所是否合并，待仲揆先生回国后再决定。”（备注：仲揆先生即李四光先生） 11月5日，所务会议记录显示：“本所隶属问题——据竺可桢及陶孟和两副院长谈，将归科学院接收。（华东局前拟接管本所，现已作罢）”。11月11日，所务会议记录显示，“关于本所隶属问题，陶孟和副院长来信，希望我们同仁表示意见——决议推请杨钟健、侯德封、程裕淇三先生将本所意见书加以修改，经大会同仁签名后，分送陶先生竺先生及政务院”。 经过开会讨论，中央地质调查所于1949年11月12日形成了一份意见书——《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人员对本所隶属问题的意见书》，有80位工作人员在原始讨论稿上签名（根据1949年11月15日编制的《中央地质调查所在职人员调查表》可以看出，当时全所职员（不含工友）一共只有82人，除了所长李春昱和土壤研究室的技佐刘铮没有亲笔签名外，其余全所职员都有签名），其中包括沈其韩先生。

2022年4月27日，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早前寒武纪地质、变质岩石学家，中国科学院地学部资深院士沈其韩先生将满100周岁。 图一为百岁寿星沈其韩院士近照 中国科学院地学部目前有141名院士，岁数最大的是沈其韩院士（生于1922年4月27日），他与李德生院士（1922年10月17日生于上海）今年都将迎来100周年华诞。 图二：目前中科院地学部在世院士名单截图 在4月27日沈其韩先生百岁寿辰来临之际，笔者在此提供一份73年前（1949年）原中央地质调查所的历史档案，内含沈其韩先生的一次签名。这次签名不仅与中国科学院早期研究所的成立有关，而且与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地质机构的调整有关。 沈其韩先生1922年4月27日出生于江苏省淮阴县，幼年返回江苏海门原籍（现南通市下辖），1942-1946年就读于重庆大学理学院地质系。1946年5月进入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抗战胜利后回迁至南京市珠江路942号（现700号）旧址），历任练习员和技佐（相当于中级职称的助理研究员，技佐之上是相当于副高级职称的技士和相当于正高级职称的技正）。 1949年4月，中央地质调查所直辖于国民政府经济部，所长李春昱、副所长周赞衡，实有职员110人（其中派往国外者7人，派往湖南、广东、台湾工作者6人）。除了南京本部之外，还有北平分所、西北分所。南京本部所内组织机构包括8个研究室（地质调查室、古生物研究室、新生代研究室、矿物岩石研究室、经济地质研究室、工程地质研究室、地球物理研究室、土壤研究室）、一个测绘室、一个化验室、两馆（图书馆、陈列馆）和5个事务部门。沈其韩先生在程裕淇先生代理主任的矿物岩石研究室工作。 图为1949年11月15日编制的《中央地质调查所在职人员调查表》（部分截图），当时沈其韩先生是中央地质调查所矿物岩石研究室的技佐（第二张图左4列）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4月28日，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通知派军事代表赵卓前往接管中央地质调查所。 图为1949年4月28日南京市军管会派军代表赵卓到中央地质调查所的通知。 5月初，南京市军管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军事代表浦继五曾经到过中央地质调查所宣布接管。5月9日，中央地质调查所召开解放后的第一次所务会议，讨论各室馆移交清册、编制等问题。 但是不久，中央地质调查所改为由南京市军管会文化教育委员会接管。5月20日，南京市军管会文化教育委员会通知，派关超、赫世耀两位担任军事代表的联络员。 5月27日上午，军管会文教部正式派军事代表赵卓来所召集全所职工讲话，反复说明接管的意义。随后，全体同仁立即进行了接点工作负责人的选举。5月28日上午，在全所职工大会上，联络员关超宣布了接管工作小组人选为尹赞勋、秦馨菱、姜达权、关士聪、顾知微、曾昭顺、田登恒（工友代表）7人，外加文教委派来的联络员2人（关超、赫世耀），一共9人组成军管会接管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组。

2011年4月27日，北京世纪国建宾馆的宴会厅里鲜花簇拥，嘉宾满座。“地壳早期演化学术讨论会”暨沈其韩院士从事地质工作70周年暨90华诞的庆祝活动在这里隆重举行。国务院参事、国土资源部总工程师张洪涛，中国地质调查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钟自然，党组成员、副局长王研、李金发，中国地质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王小烈出席。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发来贺信。 会上，地质研究所所长、党委书记侯增谦向来宾介绍了沈其韩院士著作等身、硕果累累的学术生涯及为我国前寒武纪地质学和变质地质学的发展、为地质研究所的发展作出的功绩，并代表地质所向沈其韩院士献上贺礼与贺联。 张洪涛总工程师、李金发副局长、王小烈书记在会上致辞，他们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沈其韩院士立志报效祖国的赤子情怀、献身地质事业的坚定信念、对地质科研事业作出的重要贡献及为国土资源管理工作发挥的积极作用，并号召广大地质人学习沈先生谦虚严谨的治学作风和淡泊名利的高尚品德，振奋精神、团结拼搏，推进新时期地质事业的全面发展。 北京大学张立飞教授、吉林大学地球科学学院戴世和书记、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吴福元副所长作为来宾代表在会上致辞，献上真挚祝福。 沈其韩院士最后致答谢词，他追忆了自己七十年风雨兼程的地质生涯，深挚感谢了祖国的培养和前辈、同行的帮助支持，并殷切希望青年地质工作者抓住大好机遇，承担起历史使命，为地质事业的明天而努力奋斗。 庆祝活动后召开了“地壳早期演化学术讨论会”，翟明国院士、万渝生研究员、张立飞教授、刘福来研究员在会上作了学术报告。 来自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调中心、发展中心、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矿产资源研究所、测试中心、地质力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吉林大学、中国地质大学、香港大学等单位的10余位两院院士和100余位来宾应邀参加了会议。

2019年1月，在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自然资源部项目《中国最古老大陆的时代和演化》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这项成果是研究团队三代科学家近30年研究的结晶，获奖团队中就有时年96岁高龄的沈其韩院士。 在70多年的地质生涯中，沈其韩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早前寒武纪地质、变质岩石学和同位素年代学及铁铜矿产等研究中，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一年多之前，年逾九旬的沈其韩还坚持每天上午到办公室，翻阅报纸，了解国际国内重大事件，除了矿产新闻外，他格外关心的是土地污染治理和三农问题等。他还请助手把国内外有关寒武纪地质研究的论文打印出来，一篇篇仔细阅读，认真做摘要。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钻研精神，让他在90多岁时依然保持着出色的科研能力，再次摘下国家自然科学奖的桂冠，彰显着他为国家科技进步而努力奋斗的初心。 满腔热情为国找矿 1922年4月27日，沈其韩出生于江苏淮阴。1941年秋，在堂兄资助下，19岁的沈其韩经上海转浙西，偷渡日伪封锁线，终于在冬天抵达重庆。沿途祖国美丽的山河、破败的城镇、苦难的民众，给沈其韩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渴望国家早一点强大起来。 1942年夏，沈其韩考入重庆大学地质系。上课时，沈其韩对岩石学非常感兴趣，尤其敬佩教授矿物学的王炳章先生。经过4年学习，沈其韩成为重庆大学那一届地质系仅有的7名毕业生之一。 1946年6月，沈其韩考入南京的中央地质调查所岩石学研究室，室主任是著名变质岩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程裕淇。前辈地质学家身上那种严谨的工作态度、扎实的知识素养、开阔的学术视野、服务大局的工作意识、炽热的爱国情怀，深深地影响着沈其韩。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重点发展重工业以尽快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钢铁成为最急需的资源。发展工业，找矿先行，地质工作者们迅速行动了起来。 1952年，在湖北省黄石市铁山区成立了新中国第一支大型地质勘探队——大冶资源勘探队，后改称为429勘探队。沈其韩作为业务骨干参与组织铁山矿区和领导金山店矿区的后期详勘工作。他们白天到山野测量，夜晚在室内整理资料，很快完成了整个矿区精细的地形图。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沈其韩没有回过家，日夜都待在山上。1954年3月，勘探队向地质部提交了《湖北大冶铁矿地质勘探报告》，估计总储量高达亿吨以上。 从1950年起，从辽宁鞍山铁矿、湖北大冶铁矿到山西中条山铜矿，沈其韩走南闯北，不知疲倦，沉浸在为国家找到矿产资源的巨大喜悦之中。回首当年，年过九旬的沈其韩依然非常激动：“当时地质勘查工作非常辛苦，几乎都是白天黑夜地干，一个地质队、一两千人、三十几台钻机，就想着赶紧找到矿提交报告。一两年时间矿山就建立起来了，让我很有成就感。我当时就想，如果一辈子能够跑十几个地区，帮助建立十个八个矿山，也就很知足了。” 投身寒武纪地质研究 不过，沈其韩为国家建立十个八个矿山的愿望很快就被迫放弃了，另一个重要的领域正等待着他。 沈其韩在山西找矿劲头十足，这个时候，程裕淇院士向他发出召唤，让他回到地质研究所搞岩石学研究。向来服从工作安排的沈其韩内心有些不情愿：“我觉得找矿挺好的，我就留在山西算了。” 让沈其韩改变主意的只有4个字“国家需要”，国家需要他去找矿，他无怨无悔地奔波在湖北、山西各地。现在，国家需要一些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来搞基础研究，为将来的找矿工作做指导，那么，他也会竭尽全力，绝不辜负国家的期许。 变质岩石约占地壳总体积的27.4%，广泛地分布于早前寒武纪结晶基底及其以后的各种重要的地质构造单元中，绝大多数本来是见不到的，但是由于后来的构造运动，一些变质岩露出地表，带来深部地壳的各种信息。地质学家通过破解这些变质岩，研究地壳演化的历史。变质岩石学是岩石学的重要分支，但是相关研究一直进展缓慢，直到上个世纪初，变质岩研究才有所突破，而中国的变质岩研究当时还是一片空白。 程裕淇院士敏锐地意识到变质岩研究的重要性——除了能够了解早期地壳的演化、通过原岩恢复推断原岩的形成环境和构造背景外，还有助于利用变质岩来找矿。就这样，1956年秋天，沈其韩跟随程裕淇院士开始了长达60年的早前寒武纪地质、同位素年代学和变质岩区工作方法研究。 寒武纪是地质划分的一个年代，时间大约是距今5.4亿年至5.1亿年之间。在寒武纪开始后的数百万年时间里，包括现生动物几乎所有类群祖先在内的大量多细胞生物突然出现，这就是令古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百思不得其解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但凡所有的大爆发，之前一定有一段长期的力量积蓄储备期，地球上所有的矿产资源也正是形成于这个时期。剧烈的构造运动造成地壳抬升，将覆盖在变质岩之上的岩层剥蚀掉，使得变质岩得见天日。因此，沈其韩的研究便以早前寒武纪地层学为对象，试着从古老的变质岩中去推断地球演化的过程，解读地壳深处的信息。 在地质学家的眼里，一块看起来很普通的石头，或许比等量的黄金还要珍贵。从热火朝天的地质找矿一线转入到相对冷僻的基础研究领域，沈其韩迅速沉下心来，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开始工作。 博观约取获硕果 “我上大学的时候，地球化学根本没有学过，年代学也不知道，都是后来在工作中边做边学起来的。”知不足而后学，沈其韩格外关注新技术新方法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后来的实践也证明，没有同位素地质年代学，前寒武纪研究寸步难行。通过向国外专家学习，引进国际上最先进的测定同位素的仪器设备，使得中国的寒武纪地质研究在起步较晚的情况下奋起直追，不断收获累累科研硕果，逐渐缩小与国际寒武纪地质研究的差距。 从1980年开始，沈其韩在地质科学研究上进入盛产期，他在早前寒武纪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研究成果屡次获得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奖和国家自然科学奖。中国寒武纪地质研究的突飞猛进也引起了国际地质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认可，相关的研讨会和各种科学合作项目也有条不紊地推进起来。 回忆一生的科研事业，沈其韩认为，年轻的时候什么工作都要做一点，现在年轻科技工作者学历很高，在某一个专业领域钻研得很深，但是也应该具有战略性的长远的思维，应该做到“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沈其韩说，他亲自经历了变质岩石学和前寒武纪地质学研究从落后到发展的过程，当前地质科学在飞跃发展，变质岩石学和前寒武纪地质学也应紧随时代的脉搏，不断前进。他勉励年轻地质工作者，紧紧抓住学科发展规律和国家需求，坚定信心，在学科的理论思维和实践应用等方面不断创新前行，为国家作出重要贡献。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地质学家是这颗星球上最智慧的人之一，他们能够从一块岩石标本乃至一粒矿物晶体中看到整个造山带的动力学过程，推测出地球过去46亿年漫长历史中发生的故事，寻找到蕴藏于地球深处的各种丰富的矿产……斗转星移，寒来暑往，沈其韩院士已经在地质科学路上跋涉了70多年，时光把他从一位热血青年雕塑成一位世纪老人，但他对地质科学的热爱和执着追求科学真谛的心却从未改变过，正像这大地上随处可见的一块块岩石，历经风雨，坚韧如初！

高山为伴，戈壁为伍，铿锵足迹丈量祖国河山；栉风沐雨，风餐露宿，忠贞信仰洒遍大江南北；脚踏寒露，赤诚奉献，一腔热血填绘祖国蓝图…… 这就是地质人——踏遍群山，牢记使命，对土地爱得深沉，历尽风霜雨雪，与自然万象“谈情说爱”。 沈其韩，中国科学院院士、地质学家、勘探学家，长期从事早前寒武纪地质、变质岩石学等研究，期颐之年仍与岩石深沉热恋。 偶入地质惊童梦 绝知此事要躬行 1922年4月27日，沈其韩出生于江苏省淮阴县，自小勤于思考，成绩优异。他读中学时，抗日战争激战正酣。战火下的读书过程磕磕绊绊，没有固定的教室，课程能减则减，师资七零八散，虽然读书条件艰苦，但沈其韩依然刻苦学习。在中学的地理课堂上，他找到了为之奋斗一生的方向。 20世纪30年代末，江苏全省沦陷，时局动荡导致各类学校停办。1941年，沈其韩高中毕业后求学无门，但他仍怀揣求学梦，闲时在家温习功课等待继续上学的机会。后来，在堂兄的资助下，沈其韩由上海转浙西，冲破日伪的重重封锁线，历经几个月抵达重庆，在当地参加高考。一路走来提心吊胆、险阻重重，他感慨颇深。祖国河山的大美令他深深折服，而战争导致的国破山碎、民众颠沛流离更让他深感痛心，沈其韩决心要好好学习，为国家的富强昌盛贡献自己的力量。 1942年，沈其韩考入重庆大学地质系。当时，高考只有三个专业——商科、数学系和地质系。因他从中学就喜欢地理，又对其余两个方向不感兴趣，在填报志愿时果断地选择了地质系。 地理与地质仅有一字之差，意思却全然不同，与地质结缘，可谓误打误撞。但知识的魅力就在于，越投入就越能发现其魅力。上课时，沈其韩在恩师矿物学教授王炳章先生的讲述里，走进岩石学领域，全身心都投入到对知识的渴求之中。 1946年6月，大学毕业的沈其韩考入位于南京的中央地质调查所岩石学研究室，继续在地质学领域深耕，并开始做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工作。他成为地质学家程裕淇的助手。在长期的接触中，程裕淇先生严谨的工作态度、扎实的知识素养、开阔的学术视野、服务大局的工作意识、炽热的爱国情怀深深影响了沈其韩。从那时起，沈其韩真正开始脚踏实地践行自己的地质梦想。 一心报国志不移 需要为先趣为后 1952年，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湖北省黄石市铁山区大型地质勘探队——大冶资源勘探队（后改称为“429勘探队”）成立，沈其韩作为业务骨干参与铁矿的详细勘探。他不畏艰苦，白天到山野测量，夜晚于室内整理资料，在山上工作了两年。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他的努力下，整个矿区的精细地形图很快完成。1954年，勘探队向地质部提交《湖北大冶铁矿地质勘探报告》，估计当地总储量高达亿吨以上。 之后，沈其韩又参与了山西中条山铜矿勘探，在深山老林中接触到更广泛的勘探工作。在深入的实践中，对地质勘探有了新的理解和感悟，对地质事业的热爱之情更甚。他立志终身从事野外勘探事业，为祖国寻找矿山。然而，正当他怀着满腔热情准备大展拳脚、大干一场的时候，时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的程裕淇向他发出邀请，希望他回到地质研究所搞岩石学研究。尽管兴趣在勘探，但是他还是毅然决然地投入到完全未知的领域中。而这一切，只因4个字——国家需要。对于他来说，每一次选择都是为了建设祖国，他也始终相信，只要用心，兴趣在哪里都会开花。 1956年，沈其韩进入地质矿产研究所（后改为地质研究所），开始进行早前寒武纪基础地质、同位素年代学和变质岩区工作方法的研究，一干就是60年。 1960年中国地质科学院第四室（原前寒武纪地质及变质岩研究室）成员与院领导合影【前排左起为冯宁生、冯志爽（副院长）、程裕淇（副院长）、习东光（副院长）、王曰伦、谭树田（第四室行政副主任）、沈其韩；第二排左起为：王泽九、白云彬、任富根、崔永德、刘长安、陈荣辉、陆宗斌、王喆（室秘书）】 寒武纪是地质划分的一个年代，距今大约5.4亿年至5.1亿年。这段时期，包括现生动物几乎所有类群祖先在内的大量多细胞生物突然出现，并形成神秘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现象，这个时期也形成了储备量巨大的矿产资源。程裕淇正是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才将精力和人才放在这里。而沈其韩，也在这样的机缘下，以早前寒武纪地层学为研究对象，尝试从古老的变质岩中推断地球演化的过程，解读地壳深处的信息。 因为深知“融汇才能贯通”的道理，沈其韩投入十二分的精力，一边学习，一边实践，并格外关注新技术新方法在工作中的运用。经过多年努力，他终于在1980年后迎来自己地质学研究的盛产时期，完成代表作《中国早前寒武纪麻粒岩》和《山东沂水杂岩的组成与地质演化》，并获得1988年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奖一等奖、1989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1989年，沈其韩作为主要研究者之一，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颁发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证书 1991年，沈其韩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丹心未泯创新愿 白发犹残求是辉 沈其韩一生淡泊名利，为人坦率正直，从无门户之见，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在业界享有很高的威望。他治学严谨，学术上一丝不苟，一再强调学术研究一定要夯实基础，要耐得住寂寞，切不可急功近利。 他提携后辈，经常嘱托年轻人不要辜负自己所处的黄金时代，努力学习、踏实奋斗，有所作为。他培养的学生，多已成为我国变质岩和前寒武纪地质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 对于科研工作，沈其韩尤其注重创新与发展。曾有人问他：“如何看待继承与创新?”他回道：“社会的发展是由前一阶段到后一阶段，不断推向前进的。科技工作者需要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回忆一生的科研事业，沈其韩认为，年轻的时候什么工作都要做一点，现在年轻科技工作者学历很高，在某一个专业领域钻研得很深，但是也应该具有战略性的长远的思维，应该做到“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如今，沈其韩99岁高龄，已近期颐之年。虽然因为身体原因无法从事野外工作，但他仍以自己的方式在与陪伴了他一生的岩石“谈情说爱”，书写属于自己的生命故事：他甘为人梯，一直指导后辈并与他们讨论课题，参加学术会议…… 他说，尽己所能把所学传授给年轻人，给他们新的学术突破铺路，同时从他们那里获得新的想法与思路，相互学习，相互促进，会让他浑身充满力量，干劲满满。 文：采集工程项目办公室/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 参考文献： [1] 王诒卿. 沈其韩：破译地球的秘密[N], 中国自然资源报,2020.7. [2] 翟明国.《岩石学报》庆贺沈其韩院士百年华诞暨从事地质工作八十周年——序言[J].岩石学报,2021,37（01）:1. [3]本文图片来源于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中国科学家博物馆（网络版）

张洪沅字佛宁，四川华阳县（今成都市）人，幼时家境清贫，父母早逝，由伯母抚养。伯母管教甚严，要求勤用功，戒嬉戏，待人有礼貌。 1916年，张洪沅从成都少年强国学校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清华学习期间，张洪沅开始对化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特别喜欢化学课，常同时做两项化学实验，全学期的实验他只需半学期就能完成。 暑假期间，张洪沅积极参加社会实践，通过到河北唐县作农村调查，到天津农业实验场实习等社会实践活动，使他更多地接触社会，了解天下大事，既培养了其独立工作的能力，又增进了爱国之心。他痛恨帝国主义国家仗其优势的科学技术侵略我国，感到要强国雪耻，必须普及教育，发展科学，兴办实业，走“教育救国、工业救国”的道路，立下了刻苦攻读、报效祖国的大志。

张洪沅，化学工程学家，教育家。字佛宁，1902年出生于四川华阳县（今成都市）。他对接触法制硫酸的反应速率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他参与或主持创办了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和重庆大学的3个应用化学研究所，取得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他是我国化学工程教育的奠基人之一，重庆大学第四任校长，主编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化工原理》教材，培养了几代学子。他毕生热心学会工作，是中国化工学会和中国化学会的创办者之一。

人物介绍 　　张洪沅，化学工程学家，教育家。字佛宁，1902年出生于四川华阳县（今成都市）。他对接触法制硫酸的反应速率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他参与或主持创办了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和重庆大学的3个应用化学研究所，取得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他是我国化学工程教育的奠基人之一，重庆大学第四任校长，主编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化工原理》教材，培养了几代学子。他毕生热心学会工作，是中国化工学会和中国化学会的创办者之一。

张洪沅，化学工程学家，教育家。字佛宁，1902年出生于四川华阳县（今成都市）。他对接触法制硫酸的反应速率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他参与或主持创办了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和重庆大学的3个应用化学研究所，取得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他是我国化学工程教育的奠基人之一，重庆大学第四任校长，主编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化工原理》教材，培养了几代学子。他毕生热心学会工作，是中国化工学会和中国化学会的创办者之一。

张洪沅(1902-1992) 国立中央大学化工系教授(1931-1932) 　　张洪沅，化学工程学家，教育家。字佛宁，1902年出生于四川华阳县(今成都市)。1916年，考取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校期间，由于他学习成绩优良，而家庭经济困难，学校安排他为学习较差的同学补课，可得少量报酬。1924年8月毕业后，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化工系三年级学习。他立下誓言："刻苦学习，振兴中华乃我辈己任。"他还利用暑假去加州大学选读"企业管理"等3门课程。1926年他毕业后又去麻省理工学院深造。在去麻省的途中，还进威斯康辛大学暑期学校，选学了"微分方程"和"有机制备"两门课。1928年1月，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获硕士学位后先去俄亥俄纸厂任化学工程师，后回麻省理工学院应用化学研究室任助理研究员。1930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升为副研究员，他的博士论文《接触法硫酸反应速率的研究》被誉为"张氏公式"。1931年张洪沅回国后，选择了"教育救国"的道路，应聘到南京中央大学化工系任教授。1932年张洪沅到南开大学化工系任教授，讲授"化工原理"、"化工计算"等课，编写教科书，并进行科研工作。 　　1937年他到四川大学任教授兼化学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创办了四川大学应用化学研究室。1942～1950年，张洪沅出任重庆大学校长仍兼化工系主任，为该校的发展做了许多工作，取得很大成绩。1952年任四川化学工业学院教授，1956年调任成都工学院教授。由于他在化工科学上的高深造诣，被聘为当时我国化学工程一级教授。高校恢复研究生制度后，担任研究生导师，相继招收了6届研究生，指导完成了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化学工程论文10余篇。 　　粉碎"四人帮"后，他积极从事教学、科研工作。1978年成都工学院更名为成都科技大学，他仍继续任教授兼化工系主任，后为化工系名誉主任。张洪沅虽年事已高，但仍从事指导研究生、编审教材、审改教学论著等工作。 　　张洪沅1978年任国家科委化学工程学科组成员，1980年出席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83年张洪沅被评为四川省科协先进工作者，1985年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化工编委会委员，1983年至1988年任四川省科技顾问团顾问、名誉顾问。他还历任四川省一至五届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顾问，中央参议委员会参议。 　　1929年初，张洪沅在麻省理工学院为使中国跻身于国际学术之林，和顾毓珍等一些中国留学生发起成立学会，很快得到我国化工界的热烈支持和赞助。1930年2月"中国化学工程学会"在美国正式成立，理事会由5人组成，他成为第一届理事，并担任会刊委员和名词委员会主席。学会成立后，张洪沅为创办中国《化学工程》杂志，历尽艰辛，《化学工程》创刊号终于1934年8月在天津出版。年仅29岁的张洪沅作为刊物的经理、编辑，总是以极大的热情地工作。自1935年起《化学工程》用英文刊登文章，开始向国外发行。他的辛勤劳动换来了丰硕成果，刊物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心、支持，不仅国内稿件丰富，而且法国、德国的一些同行也寄来论文，希望能在中国出版的刊物上发表。 　　自中国化学工程学会成立以来，张洪沅历任学会理事，并多次担任理事长、会长。张洪沅还是1932年成立的中国化学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并担任过该会理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积极参与四川省化工学会的组建工作，历任该会理事、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及成都市化工学会名誉理事长。张洪沅几十年如一日，为中国化工学会的发展壮大、交流化工科学技术、发展我国化学工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92年10月28日张洪沅因病在成都逝世。 　　(洪大年　　王能勤)

张洪沅，化学工程学家，教育家。他对接触法制硫酸的反应速率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他参与或主持创办了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和重庆大学的3个应用化学研究所，取得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他是我国化学工程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主编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化工原理》教材，培养了几代学子。他毕生热心学会工作，是中国化工学会和中国化学会的创办者之一。

张洪沅，化学工程学家，教育家。他对接触法制硫酸的反应速率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他参与或主持创办了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和重庆大学的3个应用化学研究所，取得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他是我国化学工程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主编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化工原理》教材，培养了几代学子。他毕生热心学会工作，是中国化工学会和中国化学会的创办者之一。

张洪沅，化学工程学家，教育家。字佛宁，1902年出生于四川华阳县（今成都市）。他对接触法制硫酸的反应速率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他参与或主持创办了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和重庆大学的3个应用化学研究所，取得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他是我国化学工程教育的奠基人之一，重庆大学第四任校长，主编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化工原理》教材，培养了几代学子。他毕生热心学会工作，是中国化工学会和中国化学会的创办者之一。

张洪沅，字佛宁，1902年出生于四川华阳县（今成都市），中国化学工程学家，教育家，九三学社第七届中央委员会顾问，九三学社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他对接触法制硫酸的反应速率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他参与或主持创办了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和重庆大学的3个应用化学研究所，取得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他是我国化学工程教育的奠基人之一，重庆大学第四任校长，主编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化工原理》教材，培养了几代学子。他毕生热心学会工作，是中国化工学会和中国化学会的创办

张洪沅，化学工程学家，教育家。字佛宁，1902年出生于四川华阳县（今成都市）。他对接触法制硫酸的反应速率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他参与或主持创办了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和重庆大学的3个应用化学研究所，取得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他是我国化学工程教育的奠基人之一，重庆大学第四任校长，主编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化工原理》教材，培养了几代学子。他毕生热心学会工作，是中国化工学会和中国化学会的创办者之一。

张洪沅（1902年－1992年），男，四川华阳人，中国化学工程学家，教育家，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顾问。曾任重庆大学校长。[1] 1932年张洪沅到南开大学化工系任教授，讲授“化工原理”“化工计算”等课程，并编写教科书。1932年，兼任南开大学应用化学研究所研究部主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南开大学校园被日军炸毁后，张离开南开大学到四川大学任教。他是四川大学应用化学研究室的创办人、抗日战争时期临时的麻省理工学院重庆校友会的理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曾任成都工学院化工系主任、四川省化工学会名誉理事长。

叶元龙，乳名桐，1897年生于安徽歙县溪头镇蓝田村。6岁就读于私立正谊小学。因祖辈常在衢州经商，父亲叶华生在柯城开办钱庄，因此，后来举家迁居柯城童家巷。1909年考入衢州中学，后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大同学院，专攻经济学。1918年叶元龙自费留学美国，获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23年底回国。

童家巷亦名桐树巷，位于市区南部，东起坊门街，转南通衣锦坊，长238米，宽3米。民国《衢县志·方舆·坊巷》记载：“童家巷，亦名桐树巷，通预备仓及坊门街，横竖三条，其一为管家巷。”由五条巷并成，可通东、南、北三方。东有三出口，通坊门街；北二出口，通小西门街，南通衣锦坊。其地宋时有迎恩坊，系南宋叶庆义先创建享堂，后改为祠堂，裔孙立此坊。后裔迁居九都芳桂（即今岭头村）。民国时期，著名经济学家叶元龙就曾生活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