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在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自然资源部项目《中国最古老大陆的时代和演化》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这项成果是研究团队三代科学家近30年研究的结晶，获奖团队中就有时年96岁高龄的沈其韩院士。 在70多年的地质生涯中，沈其韩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早前寒武纪地质、变质岩石学和同位素年代学及铁铜矿产等研究中，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一年多之前，年逾九旬的沈其韩还坚持每天上午到办公室，翻阅报纸，了解国际国内重大事件，除了矿产新闻外，他格外关心的是土地污染治理和三农问题等。他还请助手把国内外有关寒武纪地质研究的论文打印出来，一篇篇仔细阅读，认真做摘要。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钻研精神，让他在90多岁时依然保持着出色的科研能力，再次摘下国家自然科学奖的桂冠，彰显着他为国家科技进步而努力奋斗的初心。 满腔热情为国找矿 1922年4月27日，沈其韩出生于江苏淮阴。1941年秋，在堂兄资助下，19岁的沈其韩经上海转浙西，偷渡日伪封锁线，终于在冬天抵达重庆。沿途祖国美丽的山河、破败的城镇、苦难的民众，给沈其韩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渴望国家早一点强大起来。 1942年夏，沈其韩考入重庆大学地质系。上课时，沈其韩对岩石学非常感兴趣，尤其敬佩教授矿物学的王炳章先生。经过4年学习，沈其韩成为重庆大学那一届地质系仅有的7名毕业生之一。 1946年6月，沈其韩考入南京的中央地质调查所岩石学研究室，室主任是著名变质岩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程裕淇。前辈地质学家身上那种严谨的工作态度、扎实的知识素养、开阔的学术视野、服务大局的工作意识、炽热的爱国情怀，深深地影响着沈其韩。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重点发展重工业以尽快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钢铁成为最急需的资源。发展工业，找矿先行，地质工作者们迅速行动了起来。 1952年，在湖北省黄石市铁山区成立了新中国第一支大型地质勘探队——大冶资源勘探队，后改称为429勘探队。沈其韩作为业务骨干参与组织铁山矿区和领导金山店矿区的后期详勘工作。他们白天到山野测量，夜晚在室内整理资料，很快完成了整个矿区精细的地形图。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沈其韩没有回过家，日夜都待在山上。1954年3月，勘探队向地质部提交了《湖北大冶铁矿地质勘探报告》，估计总储量高达亿吨以上。 从1950年起，从辽宁鞍山铁矿、湖北大冶铁矿到山西中条山铜矿，沈其韩走南闯北，不知疲倦，沉浸在为国家找到矿产资源的巨大喜悦之中。回首当年，年过九旬的沈其韩依然非常激动：“当时地质勘查工作非常辛苦，几乎都是白天黑夜地干，一个地质队、一两千人、三十几台钻机，就想着赶紧找到矿提交报告。一两年时间矿山就建立起来了，让我很有成就感。我当时就想，如果一辈子能够跑十几个地区，帮助建立十个八个矿山，也就很知足了。” 投身寒武纪地质研究 不过，沈其韩为国家建立十个八个矿山的愿望很快就被迫放弃了，另一个重要的领域正等待着他。 沈其韩在山西找矿劲头十足，这个时候，程裕淇院士向他发出召唤，让他回到地质研究所搞岩石学研究。向来服从工作安排的沈其韩内心有些不情愿：“我觉得找矿挺好的，我就留在山西算了。” 让沈其韩改变主意的只有4个字“国家需要”，国家需要他去找矿，他无怨无悔地奔波在湖北、山西各地。现在，国家需要一些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来搞基础研究，为将来的找矿工作做指导，那么，他也会竭尽全力，绝不辜负国家的期许。 变质岩石约占地壳总体积的27.4%，广泛地分布于早前寒武纪结晶基底及其以后的各种重要的地质构造单元中，绝大多数本来是见不到的，但是由于后来的构造运动，一些变质岩露出地表，带来深部地壳的各种信息。地质学家通过破解这些变质岩，研究地壳演化的历史。变质岩石学是岩石学的重要分支，但是相关研究一直进展缓慢，直到上个世纪初，变质岩研究才有所突破，而中国的变质岩研究当时还是一片空白。 程裕淇院士敏锐地意识到变质岩研究的重要性——除了能够了解早期地壳的演化、通过原岩恢复推断原岩的形成环境和构造背景外，还有助于利用变质岩来找矿。就这样，1956年秋天，沈其韩跟随程裕淇院士开始了长达60年的早前寒武纪地质、同位素年代学和变质岩区工作方法研究。 寒武纪是地质划分的一个年代，时间大约是距今5.4亿年至5.1亿年之间。在寒武纪开始后的数百万年时间里，包括现生动物几乎所有类群祖先在内的大量多细胞生物突然出现，这就是令古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百思不得其解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但凡所有的大爆发，之前一定有一段长期的力量积蓄储备期，地球上所有的矿产资源也正是形成于这个时期。剧烈的构造运动造成地壳抬升，将覆盖在变质岩之上的岩层剥蚀掉，使得变质岩得见天日。因此，沈其韩的研究便以早前寒武纪地层学为对象，试着从古老的变质岩中去推断地球演化的过程，解读地壳深处的信息。 在地质学家的眼里，一块看起来很普通的石头，或许比等量的黄金还要珍贵。从热火朝天的地质找矿一线转入到相对冷僻的基础研究领域，沈其韩迅速沉下心来，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开始工作。 博观约取获硕果 “我上大学的时候，地球化学根本没有学过，年代学也不知道，都是后来在工作中边做边学起来的。”知不足而后学，沈其韩格外关注新技术新方法在实际工作中的运用。后来的实践也证明，没有同位素地质年代学，前寒武纪研究寸步难行。通过向国外专家学习，引进国际上最先进的测定同位素的仪器设备，使得中国的寒武纪地质研究在起步较晚的情况下奋起直追，不断收获累累科研硕果，逐渐缩小与国际寒武纪地质研究的差距。 从1980年开始，沈其韩在地质科学研究上进入盛产期，他在早前寒武纪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研究成果屡次获得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奖和国家自然科学奖。中国寒武纪地质研究的突飞猛进也引起了国际地质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认可，相关的研讨会和各种科学合作项目也有条不紊地推进起来。 回忆一生的科研事业，沈其韩认为，年轻的时候什么工作都要做一点，现在年轻科技工作者学历很高，在某一个专业领域钻研得很深，但是也应该具有战略性的长远的思维，应该做到“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沈其韩说，他亲自经历了变质岩石学和前寒武纪地质学研究从落后到发展的过程，当前地质科学在飞跃发展，变质岩石学和前寒武纪地质学也应紧随时代的脉搏，不断前进。他勉励年轻地质工作者，紧紧抓住学科发展规律和国家需求，坚定信心，在学科的理论思维和实践应用等方面不断创新前行，为国家作出重要贡献。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地质学家是这颗星球上最智慧的人之一，他们能够从一块岩石标本乃至一粒矿物晶体中看到整个造山带的动力学过程，推测出地球过去46亿年漫长历史中发生的故事，寻找到蕴藏于地球深处的各种丰富的矿产……斗转星移，寒来暑往，沈其韩院士已经在地质科学路上跋涉了70多年，时光把他从一位热血青年雕塑成一位世纪老人，但他对地质科学的热爱和执着追求科学真谛的心却从未改变过，正像这大地上随处可见的一块块岩石，历经风雨，坚韧如初！

高山为伴，戈壁为伍，铿锵足迹丈量祖国河山；栉风沐雨，风餐露宿，忠贞信仰洒遍大江南北；脚踏寒露，赤诚奉献，一腔热血填绘祖国蓝图…… 这就是地质人——踏遍群山，牢记使命，对土地爱得深沉，历尽风霜雨雪，与自然万象“谈情说爱”。 沈其韩，中国科学院院士、地质学家、勘探学家，长期从事早前寒武纪地质、变质岩石学等研究，期颐之年仍与岩石深沉热恋。 偶入地质惊童梦 绝知此事要躬行 1922年4月27日，沈其韩出生于江苏省淮阴县，自小勤于思考，成绩优异。他读中学时，抗日战争激战正酣。战火下的读书过程磕磕绊绊，没有固定的教室，课程能减则减，师资七零八散，虽然读书条件艰苦，但沈其韩依然刻苦学习。在中学的地理课堂上，他找到了为之奋斗一生的方向。 20世纪30年代末，江苏全省沦陷，时局动荡导致各类学校停办。1941年，沈其韩高中毕业后求学无门，但他仍怀揣求学梦，闲时在家温习功课等待继续上学的机会。后来，在堂兄的资助下，沈其韩由上海转浙西，冲破日伪的重重封锁线，历经几个月抵达重庆，在当地参加高考。一路走来提心吊胆、险阻重重，他感慨颇深。祖国河山的大美令他深深折服，而战争导致的国破山碎、民众颠沛流离更让他深感痛心，沈其韩决心要好好学习，为国家的富强昌盛贡献自己的力量。 1942年，沈其韩考入重庆大学地质系。当时，高考只有三个专业——商科、数学系和地质系。因他从中学就喜欢地理，又对其余两个方向不感兴趣，在填报志愿时果断地选择了地质系。 地理与地质仅有一字之差，意思却全然不同，与地质结缘，可谓误打误撞。但知识的魅力就在于，越投入就越能发现其魅力。上课时，沈其韩在恩师矿物学教授王炳章先生的讲述里，走进岩石学领域，全身心都投入到对知识的渴求之中。 1946年6月，大学毕业的沈其韩考入位于南京的中央地质调查所岩石学研究室，继续在地质学领域深耕，并开始做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工作。他成为地质学家程裕淇的助手。在长期的接触中，程裕淇先生严谨的工作态度、扎实的知识素养、开阔的学术视野、服务大局的工作意识、炽热的爱国情怀深深影响了沈其韩。从那时起，沈其韩真正开始脚踏实地践行自己的地质梦想。 一心报国志不移 需要为先趣为后 1952年，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湖北省黄石市铁山区大型地质勘探队——大冶资源勘探队（后改称为“429勘探队”）成立，沈其韩作为业务骨干参与铁矿的详细勘探。他不畏艰苦，白天到山野测量，夜晚于室内整理资料，在山上工作了两年。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他的努力下，整个矿区的精细地形图很快完成。1954年，勘探队向地质部提交《湖北大冶铁矿地质勘探报告》，估计当地总储量高达亿吨以上。 之后，沈其韩又参与了山西中条山铜矿勘探，在深山老林中接触到更广泛的勘探工作。在深入的实践中，对地质勘探有了新的理解和感悟，对地质事业的热爱之情更甚。他立志终身从事野外勘探事业，为祖国寻找矿山。然而，正当他怀着满腔热情准备大展拳脚、大干一场的时候，时任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的程裕淇向他发出邀请，希望他回到地质研究所搞岩石学研究。尽管兴趣在勘探，但是他还是毅然决然地投入到完全未知的领域中。而这一切，只因4个字——国家需要。对于他来说，每一次选择都是为了建设祖国，他也始终相信，只要用心，兴趣在哪里都会开花。 1956年，沈其韩进入地质矿产研究所（后改为地质研究所），开始进行早前寒武纪基础地质、同位素年代学和变质岩区工作方法的研究，一干就是60年。 1960年中国地质科学院第四室（原前寒武纪地质及变质岩研究室）成员与院领导合影【前排左起为冯宁生、冯志爽（副院长）、程裕淇（副院长）、习东光（副院长）、王曰伦、谭树田（第四室行政副主任）、沈其韩；第二排左起为：王泽九、白云彬、任富根、崔永德、刘长安、陈荣辉、陆宗斌、王喆（室秘书）】 寒武纪是地质划分的一个年代，距今大约5.4亿年至5.1亿年。这段时期，包括现生动物几乎所有类群祖先在内的大量多细胞生物突然出现，并形成神秘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现象，这个时期也形成了储备量巨大的矿产资源。程裕淇正是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才将精力和人才放在这里。而沈其韩，也在这样的机缘下，以早前寒武纪地层学为研究对象，尝试从古老的变质岩中推断地球演化的过程，解读地壳深处的信息。 因为深知“融汇才能贯通”的道理，沈其韩投入十二分的精力，一边学习，一边实践，并格外关注新技术新方法在工作中的运用。经过多年努力，他终于在1980年后迎来自己地质学研究的盛产时期，完成代表作《中国早前寒武纪麻粒岩》和《山东沂水杂岩的组成与地质演化》，并获得1988年地质矿产部科技成果奖一等奖、1989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1989年，沈其韩作为主要研究者之一，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颁发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证书 1991年，沈其韩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丹心未泯创新愿 白发犹残求是辉 沈其韩一生淡泊名利，为人坦率正直，从无门户之见，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在业界享有很高的威望。他治学严谨，学术上一丝不苟，一再强调学术研究一定要夯实基础，要耐得住寂寞，切不可急功近利。 他提携后辈，经常嘱托年轻人不要辜负自己所处的黄金时代，努力学习、踏实奋斗，有所作为。他培养的学生，多已成为我国变质岩和前寒武纪地质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 对于科研工作，沈其韩尤其注重创新与发展。曾有人问他：“如何看待继承与创新?”他回道：“社会的发展是由前一阶段到后一阶段，不断推向前进的。科技工作者需要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回忆一生的科研事业，沈其韩认为，年轻的时候什么工作都要做一点，现在年轻科技工作者学历很高，在某一个专业领域钻研得很深，但是也应该具有战略性的长远的思维，应该做到“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如今，沈其韩99岁高龄，已近期颐之年。虽然因为身体原因无法从事野外工作，但他仍以自己的方式在与陪伴了他一生的岩石“谈情说爱”，书写属于自己的生命故事：他甘为人梯，一直指导后辈并与他们讨论课题，参加学术会议…… 他说，尽己所能把所学传授给年轻人，给他们新的学术突破铺路，同时从他们那里获得新的想法与思路，相互学习，相互促进，会让他浑身充满力量，干劲满满。 文：采集工程项目办公室/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 参考文献： [1] 王诒卿. 沈其韩：破译地球的秘密[N], 中国自然资源报,2020.7. [2] 翟明国.《岩石学报》庆贺沈其韩院士百年华诞暨从事地质工作八十周年——序言[J].岩石学报,2021,37（01）:1. [3]本文图片来源于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中国科学家博物馆（网络版）

张洪沅字佛宁，四川华阳县（今成都市）人，幼时家境清贫，父母早逝，由伯母抚养。伯母管教甚严，要求勤用功，戒嬉戏，待人有礼貌。 1916年，张洪沅从成都少年强国学校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清华学习期间，张洪沅开始对化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特别喜欢化学课，常同时做两项化学实验，全学期的实验他只需半学期就能完成。 暑假期间，张洪沅积极参加社会实践，通过到河北唐县作农村调查，到天津农业实验场实习等社会实践活动，使他更多地接触社会，了解天下大事，既培养了其独立工作的能力，又增进了爱国之心。他痛恨帝国主义国家仗其优势的科学技术侵略我国，感到要强国雪耻，必须普及教育，发展科学，兴办实业，走“教育救国、工业救国”的道路，立下了刻苦攻读、报效祖国的大志。

张洪沅，化学工程学家，教育家。字佛宁，1902年出生于四川华阳县（今成都市）。他对接触法制硫酸的反应速率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他参与或主持创办了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和重庆大学的3个应用化学研究所，取得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他是我国化学工程教育的奠基人之一，重庆大学第四任校长，主编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化工原理》教材，培养了几代学子。他毕生热心学会工作，是中国化工学会和中国化学会的创办者之一。

人物介绍 　　张洪沅，化学工程学家，教育家。字佛宁，1902年出生于四川华阳县（今成都市）。他对接触法制硫酸的反应速率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他参与或主持创办了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和重庆大学的3个应用化学研究所，取得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他是我国化学工程教育的奠基人之一，重庆大学第四任校长，主编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化工原理》教材，培养了几代学子。他毕生热心学会工作，是中国化工学会和中国化学会的创办者之一。

张洪沅，化学工程学家，教育家。字佛宁，1902年出生于四川华阳县（今成都市）。他对接触法制硫酸的反应速率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他参与或主持创办了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和重庆大学的3个应用化学研究所，取得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他是我国化学工程教育的奠基人之一，重庆大学第四任校长，主编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化工原理》教材，培养了几代学子。他毕生热心学会工作，是中国化工学会和中国化学会的创办者之一。

张洪沅(1902-1992) 国立中央大学化工系教授(1931-1932) 　　张洪沅，化学工程学家，教育家。字佛宁，1902年出生于四川华阳县(今成都市)。1916年，考取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校期间，由于他学习成绩优良，而家庭经济困难，学校安排他为学习较差的同学补课，可得少量报酬。1924年8月毕业后，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化工系三年级学习。他立下誓言："刻苦学习，振兴中华乃我辈己任。"他还利用暑假去加州大学选读"企业管理"等3门课程。1926年他毕业后又去麻省理工学院深造。在去麻省的途中，还进威斯康辛大学暑期学校，选学了"微分方程"和"有机制备"两门课。1928年1月，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获硕士学位后先去俄亥俄纸厂任化学工程师，后回麻省理工学院应用化学研究室任助理研究员。1930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升为副研究员，他的博士论文《接触法硫酸反应速率的研究》被誉为"张氏公式"。1931年张洪沅回国后，选择了"教育救国"的道路，应聘到南京中央大学化工系任教授。1932年张洪沅到南开大学化工系任教授，讲授"化工原理"、"化工计算"等课，编写教科书，并进行科研工作。 　　1937年他到四川大学任教授兼化学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创办了四川大学应用化学研究室。1942～1950年，张洪沅出任重庆大学校长仍兼化工系主任，为该校的发展做了许多工作，取得很大成绩。1952年任四川化学工业学院教授，1956年调任成都工学院教授。由于他在化工科学上的高深造诣，被聘为当时我国化学工程一级教授。高校恢复研究生制度后，担任研究生导师，相继招收了6届研究生，指导完成了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化学工程论文10余篇。 　　粉碎"四人帮"后，他积极从事教学、科研工作。1978年成都工学院更名为成都科技大学，他仍继续任教授兼化工系主任，后为化工系名誉主任。张洪沅虽年事已高，但仍从事指导研究生、编审教材、审改教学论著等工作。 　　张洪沅1978年任国家科委化学工程学科组成员，1980年出席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83年张洪沅被评为四川省科协先进工作者，1985年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化工编委会委员，1983年至1988年任四川省科技顾问团顾问、名誉顾问。他还历任四川省一至五届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顾问，中央参议委员会参议。 　　1929年初，张洪沅在麻省理工学院为使中国跻身于国际学术之林，和顾毓珍等一些中国留学生发起成立学会，很快得到我国化工界的热烈支持和赞助。1930年2月"中国化学工程学会"在美国正式成立，理事会由5人组成，他成为第一届理事，并担任会刊委员和名词委员会主席。学会成立后，张洪沅为创办中国《化学工程》杂志，历尽艰辛，《化学工程》创刊号终于1934年8月在天津出版。年仅29岁的张洪沅作为刊物的经理、编辑，总是以极大的热情地工作。自1935年起《化学工程》用英文刊登文章，开始向国外发行。他的辛勤劳动换来了丰硕成果，刊物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心、支持，不仅国内稿件丰富，而且法国、德国的一些同行也寄来论文，希望能在中国出版的刊物上发表。 　　自中国化学工程学会成立以来，张洪沅历任学会理事，并多次担任理事长、会长。张洪沅还是1932年成立的中国化学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并担任过该会理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积极参与四川省化工学会的组建工作，历任该会理事、副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及成都市化工学会名誉理事长。张洪沅几十年如一日，为中国化工学会的发展壮大、交流化工科学技术、发展我国化学工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92年10月28日张洪沅因病在成都逝世。 　　(洪大年　　王能勤)

张洪沅，化学工程学家，教育家。他对接触法制硫酸的反应速率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他参与或主持创办了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和重庆大学的3个应用化学研究所，取得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他是我国化学工程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主编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化工原理》教材，培养了几代学子。他毕生热心学会工作，是中国化工学会和中国化学会的创办者之一。

张洪沅，化学工程学家，教育家。他对接触法制硫酸的反应速率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他参与或主持创办了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和重庆大学的3个应用化学研究所，取得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他是我国化学工程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主编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化工原理》教材，培养了几代学子。他毕生热心学会工作，是中国化工学会和中国化学会的创办者之一。

张洪沅，化学工程学家，教育家。字佛宁，1902年出生于四川华阳县（今成都市）。他对接触法制硫酸的反应速率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他参与或主持创办了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和重庆大学的3个应用化学研究所，取得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他是我国化学工程教育的奠基人之一，重庆大学第四任校长，主编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化工原理》教材，培养了几代学子。他毕生热心学会工作，是中国化工学会和中国化学会的创办者之一。

张洪沅，字佛宁，1902年出生于四川华阳县（今成都市），中国化学工程学家，教育家，九三学社第七届中央委员会顾问，九三学社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他对接触法制硫酸的反应速率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他参与或主持创办了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和重庆大学的3个应用化学研究所，取得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他是我国化学工程教育的奠基人之一，重庆大学第四任校长，主编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化工原理》教材，培养了几代学子。他毕生热心学会工作，是中国化工学会和中国化学会的创办

张洪沅，化学工程学家，教育家。字佛宁，1902年出生于四川华阳县（今成都市）。他对接触法制硫酸的反应速率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他参与或主持创办了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和重庆大学的3个应用化学研究所，取得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他是我国化学工程教育的奠基人之一，重庆大学第四任校长，主编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化工原理》教材，培养了几代学子。他毕生热心学会工作，是中国化工学会和中国化学会的创办者之一。

张洪沅（1902年－1992年），男，四川华阳人，中国化学工程学家，教育家，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顾问。曾任重庆大学校长。[1] 1932年张洪沅到南开大学化工系任教授，讲授“化工原理”“化工计算”等课程，并编写教科书。1932年，兼任南开大学应用化学研究所研究部主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南开大学校园被日军炸毁后，张离开南开大学到四川大学任教。他是四川大学应用化学研究室的创办人、抗日战争时期临时的麻省理工学院重庆校友会的理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曾任成都工学院化工系主任、四川省化工学会名誉理事长。

叶元龙，乳名桐，1897年生于安徽歙县溪头镇蓝田村。6岁就读于私立正谊小学。因祖辈常在衢州经商，父亲叶华生在柯城开办钱庄，因此，后来举家迁居柯城童家巷。1909年考入衢州中学，后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大同学院，专攻经济学。1918年叶元龙自费留学美国，获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23年底回国。

童家巷亦名桐树巷，位于市区南部，东起坊门街，转南通衣锦坊，长238米，宽3米。民国《衢县志·方舆·坊巷》记载：“童家巷，亦名桐树巷，通预备仓及坊门街，横竖三条，其一为管家巷。”由五条巷并成，可通东、南、北三方。东有三出口，通坊门街；北二出口，通小西门街，南通衣锦坊。其地宋时有迎恩坊，系南宋叶庆义先创建享堂，后改为祠堂，裔孙立此坊。后裔迁居九都芳桂（即今岭头村）。民国时期，著名经济学家叶元龙就曾生活在这里。

在衢州城水亭门街区，上年纪的人都知道，这一带曾居住着一个显赫的家族，那便是旧时经营着衢州商业半壁江山的叶氏家族，人称“叶半城”。 与此同时，作为当年衢州著名的富商，叶氏家族在政治、文化、教育界亦多人才。著名经济学家叶元龙、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叶以群，皆出于叶氏家族。在抗战时期叶元龙任重庆大学校长时，大家熟知的马寅初就在他手下任商学院院长。

叶元龙，1897年农历九月十三日生于安徽省歙县溪头镇蓝田村。6岁就读于蓝田村私立正谊小学。 叶氏家族自祖辈在衢州经商，是衢州徽商巨贾望族。叶元龙稍后几年迁往衢州就读。 1909年，小学毕业后，考入衢州中学。1915年，叶元龙以第一名成绩考取上海大同学院英文专修科。 1918年夏，叶元龙赴美留学，就读于威斯康辛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和“金钥”奖。《衢县志》中记载：“衢士之留学西洋者自元龙始。” 据叶元龙自述，他一辈子的学问受益于樟树潭小学的管溶先生和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高斯教授最深。

现在像我这样年纪的人，知道叶元龙这个名字的恐怕不会太多，但我的上一辈文化人，不知道叶元龙的，又恐怕很少。因为他曾担任过战时重庆大学的校长。那时节，他才40出头，锋头正健，敢于任用马寅初为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 解放后，叶元龙默然无闻。也是因缘时会，1960年我在上海社会历史研究所搞科研的一段时间竟得以和他相识，并还有和他合作的一段经历。时光过得真快，一转眼又快40年，叶先生早已过世，但他的形象还时时在我脑海中浮现，历久不能抹去。 1960年6月，我在上海师院历史系念大三，系里派我和其他六位同学去历史所合作编写《上海人民革命斗争史》。那是“大跃进”的年头，人们头脑发热，干什么都凭主观意愿，好像要什么就有什么，连天上的星星都能给摘下来的样子。我们1957届学生，一进校门，就是“鸣放”、“反右”，接着又是”双反”、“交心”，后来又二进工厂，三下农村，每次又都是三星期乃至三个月。正是席不暇暖，马不停蹄，好好静下心来念书的时间都没有，那里来的资本去搞什么科学研究。不知是系里的哪一位竟还看上了我，让我也躬逢其盛，来到座落在徐家汇的历史所，和那些名家一起，正儿八经地搞起科研来了。 我和师院的王明枫副教授，历史所的一位青年科研人员刘恢祖一起负责鸦片战争这一段。王先生系里有课，实际是我和恢祖一起搞。12月初，《一八四二年上海抗英战争》的课题搞好后，接着便搞发生在1848年的青浦教案。青浦教案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教案，我们的系主任魏建猷先生在师院学报上发过一篇文章，大约六、七千字。不过他用的全是中文资料，取自《筹办夷务始末》和上海的地方志。如要有所突破，便要查阅外文资料。所以我们从接题一开始，便向所领导提出，能否到藏书楼（历史所南隔壁）去找这方面的资料。这一找便有了结果，叶元龙先生发现在英国下院蓝皮书中有20多万字的档案。主要是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与英国外交大臣巴麦斯尊的来往信函。根据这些档案，教案的整个过程十分清楚，如果结合中文资料，要写一篇万字长文恐怕不会有问题。 当时叶先生在所内任翻译。他原是上海财经学院教授。1958年，上海财经学院和上海政法学院不再招收新生，合并成上海社会科学院，下设语言、历史、经济、法律、国际问题等几个研究所，院长由杨永直（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担任，院部设在原圣约翰大学（现华东政法大学）。叶先生鸣放中走了火，被划为“右”派，教授倣不成了，只好到所里来倣翻译。说起来他也是命途多舛，抗战时因为任用了马寅初惹出了麻烦。马生性鲠直，不畏权势，敢于冒犯炙手可热的孔祥熙，怒斥孔祥熙不算，还不领老蒋的情。蒋一怒之下，囚禁马寅初，叶先生的重庆大学校长也就做下去了。照说叶先生是共产党的朋友，可1957年他还是戴了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如果住在台湾阳明山的那一位草山老人知道这一消息的话，恐怕也会感到蹊跷。 我和叶先生接触的时候他已摘了帽，属于最早摘帽的一批。但摘了帽还是摘帽“右”派，那帽子的阴影始终在他头上笼罩着。叶先生是丁酉年（1897）出生的人，其时正是“耳顺”之年，但看上去怎么也不像刚过60，而像一位古稀老人。阳历12月初，还是初冬季节，他便早早的戴了一顶罗宋帽。留过洋的一般都穿呢大衣，他却一袭长袍，柱一根手杖，步履很是艰难的样子。他是瘦高个子，面色苍白，面庞上又过早的显现了多块老年斑。鼻梁上架一副无框的深度近视眼镜，两眼木然。但从镜片后却透出慈祥的目光，使人感到他的温文而雅，他的善良。就是这么一位老人，如走在街上，人们怎么也不会将他和重庆大学校长的头衔联系起来。 在和叶先生合作前，所党总支书记张有年找我谈了一次话。他给我点明了叶先生的身份：摘帽“右”派。当年的“右”派就仿佛印度的贱民——不可接触者，恐”右”是当时知识分子的一种普遍心态，不讲我也懂得，张有年怕我年轻，太单纯，弄不好会受影响。 其实，叶元龙的大名我在1958年就知道。家里有一本“右”派言论摘编，其中收有上海外语学院教授徐仲年的杂文《乌“昼”啼》，共分五、六个标题，什么“毛毛雨，下个不停”，什么“敬鬼神而远之”，每个题目都有三、四百的一段文字，全文不会超过2000字。《乌“昼”啼》在揭题中提到了叶先生，是很简单的几句话，“叶元龙教授在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凤鸣’和‘乌鸣’的问题。‘凤鸣’指的是‘报喜’，‘乌鸣’指的是报忧。叶先生劝共产党党党员：凤鸣要听，乌鸣也要听，尤其不要因为不喜欢乌鸦叫，当乌鸣的时候，就一枪开去：因为一枪开去，乌鸦固然没法再鸣，可是连凤凰也吓得不敢开腔了！”这寓意很清楚，共产党人要有让人说话的雅量，好话要听，坏话也要听。按鸣放的本意是要让人家讲话，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无论如何也不能是一花独放或是舆论一律。1957年3、4月份倒也是”不平常的春天”，中国政治舞台确是热闹了一阵。但渐渐地，人们的言词越来越激烈，比如这位《乌“昼”啼》的作者，他就提出，和风细雨——亦即”毛毛雨”下个不停也并非好事，在农村，要烂秧，棉桃不能结铃。何况“清明时节雨纷纷”不是要弄得“路上行人欲断魂”的吗？换言之，帮助共产党整风，有时也得要急风骤雨。就是这不到2000字的文章，却使徐仲年在上海滩上出了名。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到上海视察时，在干部会议上专门点了徐仲年的名，并且以他特有的诙谐幽默，不无戏谑地说，“我看那个‘乌鸦’现在是很欢迎和风细雨了”。于是“乌鸦——徐仲年”的称呼便响开了，如果要论知名度，徐仲年当不在陈仁炳、孙大雨、彭文应、陆诒、徐铸成等上海知名“右”派之下。 如果不是徐仲年的宣传，叶先生的那段话也不会引起多少人的注意，有了徐仲年的那篇《乌“昼”啼》，加上领袖的点名，叶先生便为人瞩目，我怀疑叶先生的划为“右”派和徐仲年也不无关系。而徐仲年的将《乌夜啼》（宋词曲牌名的一种）翻作《乌“昼”啼》多少也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意思在内。因为替叶先生不平，我也带了一点抱怨徐仲年的想法，即令我对徐仲年根本说不上了解。 这些都不去说，还是回到1960年的那一段历史。 经过张有年的介绍，我和叶先生接上了头。他和我商定，每天将翻译好的资料第二天上班吋给我。他的进度很慢，每天只能翻译1500字，到3月底，只有3、4万字的译稿。我开始倒不着急，因为在翻看其他资料，如法国人写的《江南传教史》。后来看看不行，因为照此进度，恐怕还得化两个月的时间。那时可能已过5月，我肯定要回师院了。我不能拖下去，我只好请示张有年，张问我有什么办法，我说能否请叶先生口述，我作记录，这样速度会快一点。张赞同我的想法，但要我征求叶先生的意见。其实，叶先生当时任人摆布，他还会有什么想法呢！ 就这样，在阳春三月的时候，我的工作场所换到了藏书楼，这家上海近代最早的图书馆，每天和叶先生、马博庵先生、雍家源先生在一起。在藏书楼底层中间门厅处，大约7、8平米的见方，陈放二张桌子和四把椅子，我们三老一少很有规律的勤奋劳作。马先生闲话多一点，他是哥伦比亚大学出身，扬州口音很重。雍先生当过伪国大代表，因为跳了”窑子”，失了贞操，所以他从不轻易说话。叶先生闲话很少，偶而说一、两句。因我发现他不戴手表，感到疑惑，问他何故？他说过去也戴手表，而且是金表。有一次从法国回国，在船抵西贡的时候给小偷偷走了，从此便不用表。”这样不是很不方便吗？”他说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他所到场所，无论办公室，还是会议室，都有报时工具，不愁不晓得时间，但这是解放前。照他的说法，战前他任安徽省财政厅长，战时任重庆大学校长，战后在资源委员会任职。他说资源委员会实际是一个美国援华机构，其成员包括各国专家。名义上叶是主席，但开起会来叶充当翻译。后来我了解到，他曾留美、留英、留法，学的是经济，曾有两部专著问世。拿现在的话来说，喝的洋墨水可说不少。他其实不是行政官僚，而是学者，让他去政府充任官职其实是学非所用。官场上混了好一阵子，我看他是不懂什么权术的。 我们合作得很好。他翻看蓝皮书，几乎不假思索便可口述。我根据其口述，形诸文字，在记了一段之后，我念一遍给他听，看是否有误。他赞我中文程度不错，因为有我作他的助手，每天翻译由原先的1500字变为6000字。他很高兴，话也便多起来。“我也有一个孩子，和你一样年龄，在清华念书。”大约和自己关系不大，没有探听和我一样年龄的孩子读什么专业。更不便进一步打听他的家庭情况，这些在当年都是犯忌的。但有一点我还是忍不住了，“叶先生是怎么会划成‘右’派的？”我知道徐仲年的故事，但我还是想弄清原委。叶先生的回答倒也简单。“我这‘右’派是做诗做出来的。”可见，他还不止用了“凤鸣”和“乌鸣”的比喻，还做了一些诗。诗，特别是旧体诗，都是见仁见智的事。如果不是作者自己作出解释，往往同一首诗，会有十种八种不同的见解。在反“右”那一段，即令作者本意并非如此，如要攻你的话，可随意给你作出解释，然后上纲上线。要之，叶先生也正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他当然不会和我讲详情，只是慨叹地说：“在重庆的时候，我和董老他们都是做诗的朋友。”董老，就是董必武，既是同盟会又是共产党的元老，抗战时期和周恩来同志一起在重庆主持南方局工作。叶先生作为民主人士，和董老他们诗作唱和，这说明他和共产党的关系很融洽，想不到57年写诗就写出问题来了。 马先生与雍先生还比较洒脱，一天两遍简化太极拳。叶先生和我看着他们搂手抱拳，一会儿“白鹤亮翅”，一会儿“野马分鬃”，倒也是一道景观。 大约工程快要结束的时候，系里来了通知要我们撤退，这大概是5月中旬，我本来想用一个月时间作文章的计划全部落空。系里的其他人实习都已结束，我们回去干什么？回答说是回去参加考试。读了4年书，除了逻辑这一门有过一次考试，我得了5分外，记忆中好像没有上过考场，说来也有点荒唐。不过这是非常年月，教学秩序被弄得七颠八倒。我只记得基础课中

汪闻韶，我国著名的水利工程和岩土工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土动力学研究的奠基人和创建者之一，汪闻韶院士一生辛苦节省下来的工资和稿费，没有留给子女，生前即表示要悉数捐出，用于支持我国水利水电事业发展。汪闻韶院士去世后，遗孀严素秋女士实现了他生前的愿望，将平生积蓄50万元全部捐献出来。根据中国大坝协会2011年工作会议精神，中国大坝协会接受汪闻韶院士家属的捐款，并于2011年4月26日设立“汪闻韶院士优秀论文奖”。优秀论文评选由中国大坝协会负责，原则上每年评选一次，每次评选出3篇，每篇奖励1万元。 “汪闻韶院士优秀论文奖” 旨在宣传汪闻韶院士献身水利水电事业的崇高精神，鼓励青年科技工作者的科研创新，根据中国大坝协会2011年工作会议精神，中国大坝协会接受汪闻韶院士家属的捐款，并设立“汪闻韶院士优秀论文奖” 。根据“汪闻韶院士优秀论文奖”奖励办法，“汪闻韶院士优秀论文奖”的推荐、评审和授奖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优秀论文评选由中国大坝协会负责，原则上每年评选一次 。 评选条件： 一是国内外期刊正式发表的水利水电科技论文； 二是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观点明确，创新性强； 三是论文内容具有较高的推广应用价值； 四是论文在评审年12月31日前三年内正式发表； 五是论文发表时第一作者未满45周岁。 优秀论文每次评选出3篇，每篇奖励1万元。奖金分配由论文作者协商自行确定，论文前三名作者可获奖励证书。 第一届“汪闻韶院士优秀论文奖” 的评选工作已经开始，评选结果将于2011年6月16日-17日中国大坝协会2011年学术年会暨第一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期间发布及授奖。 2011年4月26日上午，中国大坝协会在京举办了“汪闻韶院士优秀论文奖”设立仪式。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水利部原部长、中国大坝协会理事长汪恕诚出席了设奖仪式并为汪闻韶院士遗孀严素秋女士颁发了捐赠证书。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汪闻韶院士 是我国著名的水利工程和岩土工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是我国土动力学研究的奠基人和创建者之一。他终生恪守“踏踏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做事”的人生准则，为中国水利事业的崛起和发展奋斗了一生，在土的地震液化，土石坝及地基的抗震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汪闻韶院士一生生活俭朴、淡泊名利，除读书做学问之外，从不贪图其他的生活享受。他一生辛苦节省下来的工资和稿费，没有留给子女，生前即表示要悉数捐出，用于支持我国水利水电事业发展。汪闻韶院士去世后，遗孀严素秋女士实现了他生前的愿望，将平生积蓄50万元全部捐献出来。

叶元龙（1897年－1967年），乳名桐，又名卫魂，安徽人，毕业于大同大学、威斯康辛大学，中国近代经济学家、教育家。 1897年，叶元龙出生在安徽省歙县溪头镇蓝田村。6岁开始，叶元龙在蓝田村私立正谊小学读书。1909年，叶元龙考入浙江省衢州中学，1915年考取上海大同大学。之后留学美国，得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1927年，叶元龙回到中国，先后就任南京大学教务长，金陵大学、上海大同大学、光华大学、国立政治大学、上海商科大学等校经济系教授，国立中央大学教务处长兼法学院经济系副教授。 1932年4月，叶元龙被任命为安徽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9月开始兼任财政厅长。 1933年5月，叶元龙担任暨南大学经济系主任兼教授、商学院院长。 1934年年4月，叶元龙担任贵州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财政厅长。 1938年5月，叶元龙担任重庆大学校长， 之后担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全国善后救济总署安徽分署署长兼安徽学院院长、上海中孚银行名誉董事长、国大代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叶元龙但任大同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 1952年，叶元龙担任上海财经学院教授。之后成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1967年，叶元龙在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前夕去世。 著作 • 《马歇尔价值学说批判》 • 《现代经济思想》 • 《中国财政》 • 《苏联的经济贸易》 • 《马寅初先生被扣经过》